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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，商务部等9部门办公厅印发《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(2023—2025年)》，要求建立县域统筹，以县城为中心、乡镇为重点、村为基础的农村商业体系。到2025年，在全国打造500个左右的县域商业“领跑县”，建设改造一批县级物流配送中心、乡镇商贸中心和农村新型便民商店。推动农村数字应用，从销售前端向采购、库存、配送等全过程延伸，加快乡村建设的数字化转型。这一行动计划表明，数字技术正改变着中国的乡村面貌。构建数字乡村发展体系，打造数字乡村发展新模式，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途径、推进农民增产增收的有效载体，将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机遇。

考察我国数字乡村建设路径，主要为两种模式：技术赋能型和行政主导型。前者强调借助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，塑造智慧农业、电商经济、数字产业等新兴业态，构筑数字农业平台、环境遥感监控平台和城乡社会数字化治理平台等数字经济集合体，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。后者则由政府主导，通过制定地方乡村数字化转型政策，设立专门的指导部门，作为组织支持。采用可视化监管和精细化服务，鼓励企业和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数字乡村建设。派驻干部驻村与引进专业技术人才，组成“技术骨干”下沉乡村社会，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速度。

两种路径有力促进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化转型。不过，以外源输入为主要动力的路径，仍存在亟需克服的问题。

其一，资源配置上的“悬浮”。尽管国家不断向乡村输入资源，但现实中，不少村民涌向城市务工，人口外流致使乡村结构空心化。不少村民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积极性，造成数字乡村建设进展有限，不易打通城乡融合发展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其二，主体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被“挤出”。当前，数字技术存在较高门槛，限制了村民的有效参与。一方面，教育水平和科技能力不足，使得许多乡村群体被拒于数字技术高墙之外。另一方面，地方常常将完成短期绩效考核任务置于首位，忽略了数字乡村建设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制度化培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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